爱狗人士“还有30秒到达战场”。日前，在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泸沽镇某收狗点，上演了一场争狗大战。来自多地的数十名爱狗人士为“解救”300余只狗而围堵和举报收狗商贩，当地执法部门介入并给出“无害化处理”的解决方案后却遭遇爱狗人士一方拒绝，令救狗大战陷入僵局。

无论对不惜千里驰援的爱狗人士，还是对贩狗从业者而言，这都不是他们的第一次“遭遇战”，公众对各地频繁上演的“救狗”与贩狗争议亦并不陌生。尽管“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但国家现有法律并不禁止贩卖犬只，这也是诸多爱狗人群发起和实施“救狗行动”的最大尴尬。

贩狗并不违法，那些超出现有法律范畴的动物伦理和动物福利观点，依然不能用来苛求和强制对犬只进行贩卖甚至食用的合法公民选择。如执法人员所介绍，当下爱狗人士多以2013年农业部“调运犬、猫必须逐只按规程实施产地检疫，逐只出具检疫证明”的一份文件为依据进行举报。另一种常见的做法，则如贩狗从业者杨先生此前所遭遇的，爱狗人士支付相应对价以实现“救狗”目的(类似于“买鱼放生”)，其中就又涉及平等民事主体的公平买卖问题，一方觉得“卖便宜了”，另一方认为“买卖本身就是在助长伤害”，贩狗者口中的损失与爱狗者心中的不平往往难以两全。

耐人寻味的是，此番凉山“救狗”风波中，当地执法部门介入并给出“无害化处理”的解决方案后，却被此前并不排斥执法介入的爱狗人士所拒绝。就地掩埋作为常见的无害化处理方式，在爱狗人士看来颇为残忍，在他们看来甚至客观上有点得不偿失———“救狗”反倒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而对贩狗者而言可能同样补偿低廉，但必须说，执法介入对救狗和贩狗各方而言都是可取的纠纷解决方案。

尽管《动物防疫法》对无害化处理措施的实施亦有明确的条件，所贩卖犬只来自疫情高发区和“不敢保证这些狗没有带这些病”是否符合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启动要求，在有地方畜牧局判断情况下，可能依然需要严谨专业的评估和检测。但对选择(或被动选择)执法介入的公民主体，无论是爱狗者还是贩狗者而言，都需要有足够的理智去接受各种结果的执法判断，不能只在于己有利时才选择性接受。

事实上，执法介入对法律并不禁止的贩狗行为也是一种规范。必要的检验检疫需要产地出口的把关，在无害化处理方案遭遇阻碍搁浅后，当地有关机构给争议犬只注射疫苗反倒为完善检验检疫流程提供了条件。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语境中，当手续完备的一次贩狗行为，再遇上底气可能更加不足的“救狗行动”，对争议中的各方恐怕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而“谈得妥就买，谈不妥就举报”式的救狗，与执法介入后任性拒绝“不利后果”的救狗，这样的做法显然称不上理智。在救狗、贩狗和执法的这次遭遇中，“法治思维”成为对各方共同提出的要求，这显然也不仅是个案的巧合。